这是我的第二份年鉴。

从CJ到CX的波折，成为我从记两年的开篇。除了从两周死一次到一周死一次的变化，这一年来无论是观察的框架还是视角，多少也有了些区别。

想法与前一年一样。我之所以选择做记者，并不是希望站在最贴近真实的地方让自己为膨胀的历史感陶醉或感动。而是这样一份职业，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平台，去了解、体验我所生活的世界，并从观察中学会，怎样去改变。

这一年的课题很多，也想清楚了不少道理。我在慢慢矫正着自己观察世界的框架，并一点一点为其添砖加瓦。当然，这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一年的记录，会局限于我当前的认识和思考。例如当我再回过头来看2009年的年鉴，也会萌生出很多的新想法。

与其说是要记录这一年中国的变化，不如说是记录我这一年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为自己的成长留一个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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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元宵节刚过，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东王庄小区的房“链家地产”，迅速更新了他们的售房价格。一套建筑面积为74平方米的住宅，标价由200万元改为210万元，单价超过2.8万元。

这样一套高价的房子，其实只是一套没有电梯、位于旧式五层住宅楼的二楼的普通住房，外墙朴素、内部装修简陋。若在五年前购买，大约仅需要五六十万元。

房子，房子，房子。2010年初，走到大街上，只要细听任何一对行人的谈话，都纠结在房子上。房价的疯涨，已经到了让人出离愤怒的地步。

专家的分析，学者的夸夸其谈，从城市化的必经路径、刚需论到滚滚热钱与土地垄断，该说的，该谈的，都已经消磨尽了人们的耐心。

是该做点什么了！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已放出信号，2010年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于是，到了1月份，“国十一条”迅猛出台，再接着是一堆的配套政策、“国十条”、限购令、央企退市令、停贷加息、呼之欲出的房地产税……

ANDY XIE不分场合时间大声疾呼，到顶啦，到顶啦，泡沫就要破啦。一份又一份的分析报告也跟着嚷嚷，来年中国房价要下跌，20%、40%！

倒是被一堆意见、分析、政策数据轰炸的疲惫不堪的老百姓们淡定了下来，又家长里短的唠起嗑，“我说，中央发那么多指令，房价也没见跌嘛。”“它就是不涨了，那么高的价格，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呀！”

当然，中央的目的也不过是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看见了吗？每一个火车站，每一个汽车站，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拖着大包小包和拉杆箱，好奇的打探着、向往着比村庄更大的县城，比县城更繁华的省城，比省会更诱人的一线城市。在如此蓬勃的城市化、现代化中，在单一垄断的土地供给下，中国的房价还在安安稳稳的上行着。

只是生活会变得越来越严酷，大城市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年轻一代将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

步入社会的八零后们，开始真正的看到了他们的宿命。在计划经济的惯性下，最好的资源总是被各种利益集团把持，这可怜的一代人，从小开始，便只能面对着那些剩下的资源，要挤着上示范小学，上重点高中，挤独木桥考大学，挤招聘会，挤公交车，挤地铁，挤电梯，挤出租屋当蚁族。

上升的路径如此有限，现实的生活如此残酷。于是有的人选择体面的转身离开，逃离北上广深，不玩了，不挤了，去往另一个空气清新节奏舒缓的城市，重新找回生活的尊严。有的则沦陷进城市的贫民窟，他们蜗居在城市的边缘，每天忍受着濒临瘫痪的交通，领着微薄的工资，守护着点点星星关于奋斗的幻想。

不过，温伯伯说，尊严！要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那些被残酷竞争抛出生活轨道的人，应该有政府为他们提供的最低的保障。这一年最庞大的保障项目，就此出台。这便是保障房。在年初的两佳节又重阳会上，地方政府纷纷宣布将扩大保障房建设比例，夹心层也将有所保障的，住上体面的房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可是，为什么穷人还是买不到保障房？今年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不跟政府挑刺了，没有官方数据说，保障房任务究竟完成了多少。倒是有理性的中介机构开始提出独立的质疑，指出2011年要完成保障房及棚户区改造1000万套任务，相当于要占用地方政府的全部土地收入——这完全不具有可行性。

年复一年，又年复一年，似乎也不再稀奇——土地财政模式不变，地方政府哪里有动力出钱出地给穷人修房子？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中国政府，早已脱离了政府最初的职能与应有的公益性。做惯了无限公司的地方政府，哪里有民生财政的概念。即使保障房的建设开始与政绩挂钩，修保障房也开始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它的重量，不过依然远比不上GDP的考评。

老百姓还在苦苦的排着队、轮着号，却发现有一批人，既不用摇号又不用申请，便有着一栋又一栋的经适房、两限房向他们定向供给。

这些本来是向社会底层公民提供的福利补贴，便在正当的政策安排下，补给了“政府官半夜凉初透员”，补给了马化腾这样的“专向人才”。

定睛一看，社会福利补贴的错位无处不在。例如“入托难”，本应该补给普通老百姓的公立教育资源，全被各个机关垄断；又例如“养老难”，最好的公立养老院和老年人社区里全住着退休的老干部们；又例如“看病难”，只有一个群体还享受着公费医疗和各种优先特权。

打入这个阶层！打入这个集团内部！一个老人指着一群贪官骂骂咧咧，然后告诉自己的孙子，你一定要考上公务员，把能贪的钱都给你老爷子贪回来！这一年的公务员考试再创新高，140万人争抢铁饭碗。通向朝鲜的路上总是有每一个中国人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

挤吧，挤吧，当然，一般的孩子怎么挤得上呢？恨爹不成刚！

这一年的10月16日，河北传媒学院08级播音主持专业学生李启铭，开车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撞倒两名女大学生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开车接其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李启铭下车后口出狂言：“知道我爹是谁不？我爸是李刚！”

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黑色幽默。背后却是中国阶半夜凉初透级间赤裸裸的分化，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所激化的绝不仅是愤怒与暴力。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赢者通吃的利益格局，除了对先富者们财富来源的质疑，中国社会像一口被怨气积满的高压锅，已经开始发出声声啸叫。

悲剧的序幕，从3月23日开始拉开。毫无征兆地，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42岁的原社区医生郑民生，连续砍杀13名儿童，导致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伤。36天后，这个被描述为失败者、边缘人、对社会充满恨意的凶手，被从快执行死刑。但血腥和罪恶并未远离校园。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连发四起屠童惨案。那些在社会边缘生活的贫民，将屠刀一次次举向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何处而来的戾气与暴力恐怖？我们的社会到底生了什么病？

信仰的缺失，生命与爱的教育的缺席，强势文化下无处申诉的弱者，动辄向更弱者施暴。然而屠童风波逐渐平息的两个月后，暴力却直接指向了所谓的强势群体。

7月30日，51岁的湖南衡阳男子刘赘衡偷偷在长沙市芙蓉区国税局东屯渡税务分局的会议桌下放上了一颗炸弹，随着一声爆炸巨响，4人死亡，19人受伤。

第一时间汹涌的舆佳节又重阳论，竟是一片叫好之声。对生命最基本的敬重，湮没在越发戏剧化的阶半夜凉初透级仇恨之中。通缉，追捕，最后发现这个幼年丧父暴力犯刘赘衡是个精神病人。年轻时因小事受到冤枉，此生便觉得有“瘟神”穷追不舍。遭遇火灾，生意失败，众叛亲离。当整个世界在浮躁与喧嚣声中飞快向前时，却没有人在意过那些被时代列车甩出轨道的人。当每个人都拼红了眼去奋力追寻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成就与体面时，却少有人停下来问自己，并关心周围的人，我们是否幸福，我们是否还相信真善美爱。

两级的分化与对立，绕开政治体制，似乎被很容易地久归结到了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之上。

从2009年开始，人们就开始期待一份所谓的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似乎一份文件，就能让国民收入真正倍增似的。无论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任何大大小小的学术、时政论坛上，收入分配改革，成了颇为时髦的词语。

然而，当2010年走到尽头，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出台。因为敬爱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们太清楚了，收入分配在根本上，仍然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而且是原则问题。让步便是危机，不让步便是死结。能拖多久算多久吧。

但我们的工人们等不及了。

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提供的数据，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从1995年开始，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便从51%持续下降，2007年到达39%；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到了2009年，长三角的产业工人们的月工资仅为1196.39元，珠三角地区为1094.71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这一个希望在城市生活的工人，只能维持自己持续高强度工作的基本生活需求，无力支付城市的房价或房租，更无力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优质的教育，为自己进一步的深造支付学费，或者像同龄的“城里人”那样消遣娱乐。

这些普通的一线工人，并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付出了高强度的超时劳动，不少人甚至牺牲了健康和生命，劳动所得却长期停滞甚至下滑。

有人感到绝望。

2010年5月25日，清晨6点半，19岁的湖南人李海，翻过富士康华南培训中心五层走廊的栏杆，纵身一跃。这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他是这一年来，有明确记录的第十三个在富士康结束自己生命或希望结束自己生命的年轻工人。

和他一样坚信着“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生代农民工，迟迟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希望。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本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然而，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机械化的终日劳作，年轻人们开始怀疑其自己生存的意义。

但也有人开始用新的方式寻求自己生存的意义。

几乎是与富士康连跳事件同期发酵，五月底到六月初，1000多名南海本田工人用持续18天的和平罢半夜凉初透工，对低工资说“不”，直接导致本田在华四家整车组装厂全线停工，面临每天2.4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在此过程中，工人与资方数度谈判，并最终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的调停和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常凯协助下，通过民瑞脑消金兽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方式，与资方达成加薪35%即500元的协议。

示范效应来势汹涌。长三角、珠三角，连带着大连的工业区，罢半夜凉初透工风起云涌。政府低调处理，资方有限妥协，工资补偿性上涨。

工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工资并不是铁板一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决定了资方的绝对优势，而地方政府对资本的献媚，以及出于政治考虑的去组织化，曾让这一代工人的父辈常年处在劳资博弈的最低端。

而今的农村，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赤贫，年轻人的底线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不断抬升。人口红利大势已去，年轻人们有底气要求更体面的工资。只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联合起来，理性的去谈判、协商，维护自己的权利，争取更多的利益。

他们不仅仅要更高的工资，他们还要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要重组工会。

一次分配没有到位，二次分配补贴错位。人们在这一波浪潮中看到了收入分配失衡的症结。没有真正的工会，便没有真正的谈判和协商机制，便没有一个被劳资双方接受的定价，工资的增长就永远被定位于“不合理”的心理状态。没有监督，没有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没有民瑞脑消金兽主决策机制，二次分配也就永远延续着“不公平”的格局。

可是。你们是想要联合起来吗？你们是想要结/社、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吗？你们是想要做公民并要民选的政府吗？

稳定！HX！发展！这才是大局呢！一切都要以维/稳为大局！

照北大学者王锡锌的说法，全国的“维/稳”经费大概5200亿，接近军费开支。为了维/稳，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的创新让人惊叹——谁说他们都是吃白饭的？

2010年4月9日，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及邓复华因拍摄一个上////访现场，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

事实上，各地以强制治理精神病人为借口，打压维/权人士、上///访者的现象，早已层出不穷。

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村民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在没有监护人签字的情况下，徐被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此后又被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2010年4月17日，媒体发现徐林东时，神智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此时，他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达六年半之久。

更富创新精神的，是“安/元/鼎”公司。这家保安公司的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它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其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帘卷西风访者施暴，以此“服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PPP模式，这一年在“国进民退”的风潮下大有萎缩之势，却未曾想到以此种方式重新兴旺。

对底线的挑战不仅于此。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45分，在村口的乐清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53岁的前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运送石料的工程车撞倒，当场死亡。在现场的照片上，钱云会整个人横在路中间，双膝跪地，颈部刚好被压在车轮之下。这位老支书，曾因对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征收本村100多公顷土地过程中的行为不满，带着失地农民屡屡上///访，并两度被判/刑。他的死状，被解释做“无逻辑可循”，警方终未发现有“谋杀”动机和迹象的证据，最终被定性为交通肇事的意外。真莫道不消魂相似乎就此湮没在仇恨、愤怒的浪潮之中。而在这起非正常死亡背后，官民的对立，政府公信力的全然缺失，却足以敲响警报。

这一年的跨省/跨的就更是热闹了。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一组针对凯恩公司的调查报道，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仅仅36小时，“记者被通缉”事件从消息曝光，到通缉撤销，已走完了全过程。事件主角仇子明迅速由一个刚刚进入专业财经新闻媒体工作不到半年的普通记者，变成了全中国关注的揭黑记者。

紧接着的8月19日，陕西渭南警方赴京，将一本讲述三门峡水库移民史的《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从家中带走。不知道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们有没有好好读过这本小众文学杂志的2010年增刊，反正他们没有说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失实之处，而是指出这本书在出版印刷过程中有问题——即增刊出版未进行审批。因而，谢朝平被以“非法经营罪”立案调查。一个月后，谢朝平方才“取保候审”。因/言/获/罪的闹剧却继续上演。

11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公半夜凉初透安局利通分局民瑞脑消金兽警到达甘肃省图书馆，将25岁的助理馆员王鹏刑拘，理由是“诽谤”。此前，王鹏多次在网络发帖，声称其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共青团银川市委招收公务员的招考考试中“作弊”。马晶晶的爸爸不是马刚，而叫做马崇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母亲丁兰玉则是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市委常委、政协主人比黄花瘦席。很快，12月2日，此案便已“错案”撤销，画上句号。

不过，有些错案就只能无可挽回的变成铁案。例如e/m/p/t/y c/h/a/i/r，即使N/O/B/E/L也肯定他的存在、勇气与价值，11年的牢狱却成终局。

是的，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每个人，可以活的很好。我们开世博会了，我们开亚运会了，我们有选择这款牌子的冰箱和那款牌子的电视的自由，没有脸书我们用人人，没有twitter我们用新浪微博。我们比三十年前更加富裕，我们比四十年前更有尊严。只要我们不像卡夫卡笔下的K，走进那个吊诡的城堡，去寻找那个法庭，一切还是可以很好。

可是，那个K，是你，是我，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此生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时刻。

有可能只是在我们去站台送朋友的时候。2008年5月4日，送友心切的37岁北京女律师王宇，进入天津西站。手持站台票，欲前往月台，被几个检票口的工作人员拦截，双方发生了短时间的肢体冲突。半年后，这位女律师突然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到2010年11月，被羁押23月的王宇被铁路法院终审认定打人比黄花瘦倒三人、连伤二人，判刑三年。

有可能只是在我们有了宝宝要给他选奶粉的时候。结/石/宝/宝/的爸爸们，从未想过维权之路竟直通牢狱。北京的结/石/宝/宝/父亲郭利在与问题奶粉生产厂家施恩公司“谈判”过程中，被企业所在地的警方 ** ，后被判敲诈勒索罪；另一位“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因组织维权，被北京大兴区法院判决寻衅滋事罪，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有可能只是我们坐在奋斗了一辈子才修起来的大房子里的时候。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1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前往位于该县凤岗镇农科所东门郊外23号的钟姓人家，“就房屋拆/迁开展有关政策法规解释和思想教育工作”。而这场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以钟家31岁的二女儿钟如琴、59岁的母亲罗志凤，以及79岁的大伯叶忠诚，在自家楼上用汽油自/焚而收场。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坚信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在他们中大多数人眼中，效率与公平，效率永远是第一位，即使是要牺牲公平，要有流血、有暴力，也在所不惜。

一个多月后的10月30日凌晨4点，正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孟建伟突然接到噩耗，数小时前，10多个拆佳节又重阳迁者翻人比黄花瘦墙进了他的老家，把他看护房子的父亲活活打死。曾经以为着暴力、血腥可能离我们有多么遥远的一代年轻人才猛然醒悟，他们，拆的可能是我的家，他们，打死的可能是我的父亲。

是的，尽管大多数人还没有受到暴力强权的直接威胁，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就像多年前的笑谈，当一只美国狗遇到中国狗时，回问，你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还要来美国？中国狗的回答是，因为我还想叫两声。

而更多的人，却无从离开。他们只能用围观来改变中国。微博成为这一年最火爆的传播工具，简单的点击转发，将一个个公共事件的效应无限倍放大，网民在围观和接力中，开始在公共事务中持续发声。从3Q大战，唐骏学历门到宜黄强拆直播，中国网民们终于意识到，表达和参与，对一个完整的公民，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而言，是多么重要。

越来越多的沙龙、公民讲座在中国的大城市兴起；SNS社区的小组活动，乃至游戏之中的公会，都成为自组织的新范。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在越来越的公民的觉醒中悄然改变，尽管此番醒悟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年，距离2012，不过只剩下两年光阴。天灾人祸，依旧频频。

年初，中国西南遭遇大旱，部分地区干旱等级百年一遇。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入夏以后， ** ，泥石流成灾，5·12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灾区再遭洪流袭击。8月8日，甘肃舟曲，150万立方米泥沙与石头突然倾泻而下，在深夜偷袭了熟睡的县城，1407人遇难，358人失踪。

早年对森林植被肆无忌惮的毁灭，基础水利、防涝设施的缺欠，救灾预警机制的漏洞。再多的反思，终非亡羊补牢，更换不回无故逝去的生命。

爆炸，大火，更成为这一年灾难的主线。

7月16日，大连新港油品码头一条输油管线突然爆炸，整个码头陷入一片火海。在历经六次爆炸和一次复燃后，大连新港保税区油库核心区域火情终于得到控制，但一夜之间，超过1500吨的原油流入大连新港和大窑湾港区，污染后果难以计量。

7月28日上午，南京市城北栖霞区迈皋桥地区，一条输送易燃气体丙烯的管道被拆佳节又重阳迁工人挖断，丙烯大量外泄至少五分钟后，遇明火爆炸，至少13人死于这次爆炸，300多人受伤。

11月15日，中国上海世博会结束半个月后，位于静安区胶州路728号的一栋28层公寓楼，这座楼燃起熊熊大火。节能工程被层层转包，监管失控，保温材料迅速燃烧，消防救援体系无力。58人最终丧生火海，成为上海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火灾。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

中国将往何处去？在这一年的一片喧嚣声中，前路却日渐模糊。

温/伯/伯说，中/国/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是无法阻挡的。

只可惜，就这样一句话，也被强大的组织HX了。

刚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不继续读书来工作呀，为什么不做律师做记者呀。

可以回答的理由有很多。

例如我一路是如何怀揣着记者梦茁壮成长。例如这种充满新奇挑战疲于奔命又颠沛流离的生活对我是多么有吸引力。

可是入行的时候进了CJ，才发现专业记者和传统的社会记者原来区别确如天壤。

很多时候我都离现场很远，面对的少有活生生的人和事，多是一大套一大套笨拙枯燥的制度理论。

两年多来，接触的全是中国改革中的各种宏大命题，例如收入分配改革，劳工运动，公民社会建设，诸如此类。

看论文、做资料研究，拿着问题去找专家、官半夜凉初透员、政策制定者，再去找受政策影响的草根百姓做调研，最后像写论文一样一本正经的憋出费力不讨好且稿费极少且每写一百个字还要扣掉三块钱所得税的稿子。

很多时候还是会想，如果在我为自己计划的五年记者生涯中，在如此一个带有魔幻主义色彩的国度和年代里，都不能真正到现场做一篇传统意义上的调查报道，会不会也觉得遗憾呢？

后来想想，这几年自己所学到和将要学到的东西，或许也足以弥补这样的遗憾。

尤其随着一些题目的深入，自己观察框架的不断完善，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和我们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用最简单的逻辑和线索清晰的讲出来。

如果能够让我外公这样的愤老也能看懂当前社会政策运转的逻辑，让我和我周围的同龄人的视线不仅仅停留于那些荒诞不经的事件，理性的讨论与共识的达成，才有可能迈出第一步。

上次关于捐赠的文字，姑且可以算做第一篇。这一篇，是想说保障房。

这一年估计我有四分之一的稿子都和保障房有关。知道多少说多少。

1、我们为什么需要保障房？

我们为什么需要保障房？

答案很简单，房子太贵了。

房价如何之高省略文字若干。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就被这疯涨的房价逼出了市场的轨道。无法从市场买房，还可以从市场租房。此时依然用不着政府出面。

接着人们就发现，租金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人就被逼成了蚁族。

再接着城市迅猛的扩张，城中村被连片拆除，蚁族的蚁窝都没了，低收入群体将住无所居。

这时，政府上场。事实上，保障房就应该是为了避免这一部分底层的公民无处可住，而由政府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提供的最低保障。

当然，这只是有限政府的前提下，我个人最欣赏的模式。

政府要保障到哪一步，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划到最后一步，不让公民流浪、居无定所，提供少量的群租房；有的向左边划一点，要让公民体面生活，做蚁族是不可容忍的，于是让从市场上租不到体面住房的人能住上公租房；有的再向左划一点，有恒产者有恒心嘛，要让从市场上买不起房公民都拥有产权房。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肯定不是小政府咯。

在98年房改真正启动前，我们是全民保障房。

为什么要改？原因无非两方面，一是供应短缺，二是分配不均。资源配置的问题。这和经济改革是一个道理。

98年房改后，原则是所有人都去市场上寻找住房。在市场上无法获得住房的群体，由政府兜底，给予补贴。但补贴的哪一步，是说不流浪就行了，还是不群租就行了，还是要买得起房才可以，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

这就是我每次写公共服务供给的稿子时都喜欢用的一句话：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定位不明，既无法以“福利国家”的姿态提供民众无力支付的社会服务，又缺乏刺激社会化供应的政策手段。

问题就在于此。

2、补贴的错位

先说这个补贴的问题。

保障房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对住房困难的人的补贴，可以是实物的方式，也可以是现金的方式，可以是补供方，也可以补需方。这个问题后面会明确说。

但是什么是住房困难，上一段说了，现在还没有明确说法。这个争论，表面化一点来看，就是年年都在吵的，夹心层政府要不要管。

但无论如何，补贴是肯定给穷人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穷人的线怎么划。2000块是低收入群体，2001块的人就没资格享受你政府的不贴了？

这个问题，是各种社会保障、社会救济都永远不可能解决的。

不过这个比起第二个问题来说，真不算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提供的补贴，从来就不是补穷人。

从来！！！

98年房改，肯定不是一步到位的。其中的过渡手段，我理解为集资建房。

计划经济年代，每个人都是有单位的嘛，房子都是单位来分配的。房改后呢，留了一个口子，单位有地的，你就继续用这个地来建房子，职工们出钱，集资建房，单位分配。

单位的地呢，多是计划经济时代划拨而来。不要钱的。

换句话说，原来政府给人们的补贴，补的是整一套房，连房带地（尽管公房都是租，但这个租期是无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问题，我这里姑且不区分了）；改革过渡阶段，政府给人们补贴地，你们自己出钱买房；到了市场化阶段，就是人们自己花钱买房买地（同样不再说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问题了），政府给低收入的人补贴（这种补贴，其实就是给穷人补贴地钱，也就是经适房。这个后面会详细说）。

然后呢，各个单位的人会越来越多嘛，民营的没地的单位也会越来越多。一般划拨的地，用了就没了，还想要，自己去招拍挂。所以自己还有地的单位越来越少，年轻人们都一个个被推向市场了，集资建房也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有一些单位，总是有地的。

这就是公务员。当然，也包括一些财大气粗的事业单位和央企。（看看中关村那一大片呀！！！）

这些单位，在计划经济年代，本身就有着大量的土地供应。现在呢，几个部委想搞点地，两局也协调协调，置换啦，变性啦，总是有办法的。在地方上就更是容易了。

他们分的房，都是经济适用房。什么是经济适用房？就是只有房子没有地。这个地的价钱，就是政府给补贴了。

130万人考公务员，自己问问，都是图什么呀？

3、产权保障与租赁保障

现在的问题，就十分技术化了。

尽管补贴，还没拎清楚要补到什么程度，目标人群也没搞清楚。但先搞起来再说嘛。

怎么补贴呢？

有两类：第一类，叫产权保障。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经适房、两限房。第二类，叫做租赁保障，也就是廉租房、公租房。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没有区别。为什么没有，下面会再说。

但对政府来说，区别就比较大了。产权保障，是少收钱；租赁保障，是多出钱。

对于产权保障，政府要做的，是拿出地来。经适房的地是免费给，两限房的地，是低价给。房子那一块，就不用政府出钱啦。开放商修，买房人付钱。所以，政府就是要少收一些土地出让金。一般小城市，财政比较吃紧的地方，都修经适房。

租赁保障，政府不仅要拿地出来，还要拿钱出来，把房子修好了再租给穷人，穷人交租金。这个资金占有量就大了，不过地呢还是在政府手里。财政雄厚的地方，北京、上海，你看，就都在迅速上马公租房。

一些学者概括比较简单，经适房出地，公租房出钱。

但是对我们穷人来说呢，产权和租赁，我理解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这么来理解吧，所谓的穷人，有两类：第一类是一辈子都会穷的，一些低保户、困难户，丧失劳动能力的等等，叫“一型穷人”吧。第二类，是像我们这样的，只是现在穷，刚毕业的小青年们，现在没钱不要紧，以后会有的嘛。是一种过渡性的穷人，姑且叫“二型穷人”。

理论上来说，政府要保障的，是一型。二型呢，一旦收入上去了，就要退出保障。

先来看租赁房，穷人住进来了，你是一型，那你住一辈子都可以，每月象征性的交点钱。你是二型，等你有钱了，不符合保障标准了，那你就得搬出去。

要搞退出机制，比较麻烦的是要定期核查财产，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所以我们的政府一般都不做。廉租房基本上没有退出机制，很多地方也头疼，这些人就赖着不走了。这个问题在香港也很突出，准确说，在绝大多数搞租赁型保障的国家都很突出。

再说产权房，一型穷人憋足了气，一口气买下了房子，每个月不用交钱了，还是住一辈子。和租赁房的区别，就是一个分月交，一个一口气交。我没算过细账对穷人来说哪个更划算。

二型穷人呢，当你有钱了，就必须要退出。有两个方案，方案A，你补现在的地价，把你住的房子给买下来；方案B，你卖掉现在的房，然后自己换个地方买新房子。

这个可以算个简单的账，对于一个二型穷人，他要是住的是租赁房，10年来租金为a，10年后必须搬出去了，买一套新房子，房钱b1，地钱c。

他要是住的是产权房，10年前一口气付房钱b2，现在他需要再付地钱c。

这个b1+a，与b2的大小问题，就个案计算了吧~一是我数学不好算不清楚，二是房价涨跌通膨等因素我也不懂。Anyway，一个就是每月给点，另一个就是一次性抱一堆钱放那儿，估计算下来差别也不大。不过就现在房子只涨不跌的行情来看，买产权房是能赚点吧。

问题又来了。我们是没有这个退出机制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说，保障房是个无底洞的原因。

一型穷人的比例相对固定。而二型穷人每年有进有出。因为没有退出机制，二型穷人有进无出，年年数量都在涨。一批经适房修好，卖了，第二年更大一批又来等着了。

富起来的二型穷人，有的不走，继续住在经适房社区内，所以现在人们能在天通苑这些地方看到小车起串串。

有的走了，倒手卖房。现在经适房上市，不用按现在的价格全额补缴地钱。各地交的比例不一样。如北京2008年5月以前的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只需按成交价格的10％补交综合地价款；2008年5月以后的经济适用房上市，溢价的70％都需交公。在杭州，这一比例为55％；广州则为80％。

住几年，一倒手，哇，这个利润可丰厚了。

简单地说，对二型穷人，政府的补贴当初只是借给他，有钱了你就得还；而现在交易上市只用还一点点，不上市就不用还，这个地价补贴就被二型穷人给吃掉了。

要知道，现在这个地价补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可是动辄上百万呀。摇号要到经适房，就相当于中头彩。

为了中头彩，各种舞弊层出不穷。买号的，伪造材料的，腐佳节又重阳败滋生。不以市场规律配置资源，此乃必然。

4、供应大问题

上面所说的问题，是在房子修好了以后。

而现在的问题是，连房子都没有。

天天新闻都在说，要加强民生，明年要修多少多少保障房。而过两年的新闻就变成了，保障房计划完成滞后，总共只完成了多少多少。

修不动呀。

修房子要两样东西。一个是地，一个是钱。

不管修产权房还是租赁房，政府都要出地。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意味着什么，此处省略若干字。因此，要中华人民有限公司拿出地来，真是难上加难。

再说钱。

刚才说了，产权房，是不需要政府出钱的。房地产商正常建房，然后卖给中头彩的穷人。这类产权型的保障房，开发商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获得建设资金。

然后政府又下文，你们银行，要优先给经适房项目贷款，而且利率还要打折。就算是银行资金短缺，也只能按照基准利率贷款。

商业银行呢，一般都不喜欢保障房项目。利率死板，手续麻烦，还只能担保贷款。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发生了，叫做补贴的转嫁。有限公司很擅长搞这个。

政府用行政指令要求商业银行用低利率给经适房项目贷款，商业银行凭什么呀？要么说，你们是国企，要承担社会责任；要么，你政府就必须给银行补贴。这个补贴，最后是转移到买房人手上的。

但政府不补贴，这个补贴就转嫁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不吃这一套，所以经适房项目都很难拿到钱。

那怎么办呢？他们居然想出来了一个更绝的！

那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关于公积金这个混账制度，有机会再谈。

简单的说，公积金制度设计有缺陷，大量的钱就沉淀下来了，存的是活期，没有增值投资渠道，也不能投资，所以活活贬值。

一边是公积金有钱没地用，一边是经适房要钱没处借。所以政府今年下了个试点文件，把公积金借来，建保障房。这下可两全其美：保障房借公积金的钱，利率比借商业银行的低；公积金借给保障房，利率又比存活期要高。

好像糊弄过去了。不过大家再仔细看看，凭什么借我公积金的钱要得利率就低于市场价呢？这个差价，是你政府应该给的补贴。转嫁给商业银行不成，嘿，干脆直接转嫁给了我们缴存人！

好吧。至少我们缴存人没吃亏，姑且这样了吧。

那么再看租赁房，这个就是需要政府出钱的了。

其实呢，也不一定。

租赁房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由政府持有，另一种是社会机构持有。社会机构可以是企业，非政府组织，现在又突破法规，村集体也可以了。

道理很简单，穷人租谁的房子不是租呀？政府房子可以，企业房子也可以，只要价格比市场价低，不就行了。

企业化运营，是一个方向。这也是现在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潮流。政府一口气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就引入社会化的资金呗。同时，市场化的管理服务也更有活力。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专门修房子来租，资金占用量大，投资周期长。你政府都不愿意投资，有多少企业愿意来投？更何况现在租售比还畸形着呢。据说有解决方案，引入REITs。这个金融的东西我不懂了，不多说。现在上海、天津、重庆都在着手做方案，可以期待。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家企业或者村集体，凭什么要低价租房呢？

如果产权是政府自己的，那便宜一点租给穷人就是了，这个钱，少收了，也就是补了。如果是其他社会单位的，那这个差价，是无论如何都要政府出钱来补的。

政府怎么补？就回到公共服务最经典的命题了，是补需方，还是补供方？

补供方，就是给企业等产权持有人钱。可以明补，对照租房的市场价，政府付费给企业；也可以暗补，例如税收、土地出让给优惠，等等。

补供方有个麻烦，就是管理成本高。怎样保证这个企业的房子，都是租给了真正的穷人？哪些穷人可以租？可以想象，以当前政府的监管能力，这个钱会被企业自己吃了，然后修好的房子再以市场价格租给非穷人。

另一个就是补需方了。吵得比较热的办法，就是发租房券。评估不同收入水平的穷人，给不同价位的租房券。穷人自己出一部分，租房券抵扣一部分，按照市场价，向企业等产权持有人付租金。

其实之前，很多地方的廉租房也这样。廉租房分作实物补贴和现金补贴。可是现金补贴作用寥寥。原因很简单，房租上涨快，真要补够，那个数额可就大了；同时租房市场供应不足，尤其是小城市，拿着补贴也不见得在市场上租得到房。

因此，修专门用于出租的租赁房，再加上现金补贴，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比较欣赏，可惜目前无人实施。

OK。想到的说完了。尽管估计没人看，但总会有人吃饱了翻一翻。先放在这里。算是业务笔记一则。

去年8月，做了一篇和善款相关的稿子，叫 760亿元善款官用尴尬。

大致就是说，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760亿元的民间捐赠，80%是由政府来统筹使用。

舆佳节又重阳论顿时骂声一片。

开骂的无非是说政府贪有暗香盈袖污，善款你都用，坏到底了，伤透心了。

刚好隔一年，今年做另一篇和善款相关的稿子，民间慈善遭遇逆流。

去年只是80%由政府来使用，今年干脆就直接下了个文件，玉树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的全部捐款一律收官，都由政府来统筹。

后面的评论也是悲愤交加的，说的最多的是，我再也不捐款了。说什么都不捐了。

我心情很沮丧。

你们怎么看了我们的报道就不捐钱了呢？

网友会说，我捐了那么多年款，从来不知道钱捐哪儿去了。结果最后都到政府口袋里了！我还捐个什么劲呢？

可是，我们是真的不能知道钱捐哪儿了，还是我们从来没有关心过钱捐到哪儿了？

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捐钱？我们不 会 捐钱？

就像，我们纳了这么多年税，却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是纳税人。税怎么收的，怎么用的，自己一点都不关心。不负责任的纳税人，自然养出不负责任的政府。

先来回顾一下我们都是怎么捐钱的。

作为在一家没有组织纪律的民营私企工作的文字民工，对单位组织的捐赠没有体验。

还是以学校为例。我印象中最近的一次捐款是给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的。

作为灾民，这次捐赠我没有参加。以围观群众的身份，去了院里捐赠活动的现场。

拉了大横幅，捧了蜡烛祈了福，红色的募捐箱往正中间一放，大家就开始往里面投钱。然后又在大横幅上签字，为灾区人民鼓劲一类的，导员声泪俱下发表感言，活动结束。

不管捐钱捐的多少。各位爱心人士首先有想过，我捐钱是做什么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要献爱心。

那么献给谁？献给他做什么？给灾区人民建房子？给灾区孩子修学校？给灾区种树覆盖植被？还是给灾区人民做心理辅导？给灾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在灾区普及防灾教育？

有谁好好想过呢？

钱塞进募捐箱了，下一步呢？钱交给谁了？红十字会？灾区政府？还是某个灾民？

又有谁在乎过呢？

自己根本没想过，也没在乎过。那么就先不要情绪激动的指指戳戳，我的钱都不知道被你们用到哪里了！我再也不捐款了！

2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

首先，钱是捐给谁的？

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时，我家房子倒了。我八卦团的朋友们给我汇来了两千多块钱。捐给我这个灾民，帮助我家重建。

可是，如果红姐妖怪支书小板和尚高觉得，小方家房子是倒了，可是他们家好像还不是那么穷困潦倒的，我们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自己去灾区找，谁家比小方家更悲剧，再把钱亲手交到他手里？

正是因为这种操作、甄别的成本过高，因此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他们相当于是一个中介，一方面从捐款人手里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利用他们的专业优势和特长，甄别出最需要帮助的对象。

因此，捐款人可以选择一家自己信任的社会组织，通过他们，把自己的钱，捐给不认识的又需要帮助的灾民。

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却被复杂化了。

这个中介，谁可以当？理论上，谁都可以当，只要我信任你。我把钱给你，你带给灾区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怀着这种朴素真挚的信仰，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时，老罗他们也在牛博网上募捐。老罗的面子可该有多大呀~小青年们把钱都捐了。然后，牛博这边就成了非法集资，被拘了。

接受捐赠的权利，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是有的。如果不考虑什么捐赠税前扣除的问题，把钱给谁都可以。

但是向公众主动募捐，所谓的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大多数国家都有行政许可，当然，一些自由主义渊源深厚的国家会选择备案制。此即所谓的公募权。

有公募权的组织，一般是公募基金会，那你们基金会就自己去争取善款呗。这应该是一个开放、竞争的“募捐市场”。谁的效率高，透明度高，收的中介费——也就是行政管理费少，我捐赠人信任谁，就把钱给谁。

可是呢，到了我们这样一个行政垄断已成惯性的国家，从法规上就把权力给限缩了。在救灾时，只有“救灾宗旨”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才能够募捐。

而遇到98洪水，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这样的大灾，就成了只有政府指定的几家机构，才能收钱了。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出于对大社会以及公民自组织的高度恐惧，中国社团管理异常严格。能登记的NGO，基本都是有政府背景的。

这些组织里找有救灾宗旨的，已经是凤毛麟角。再和政府铁到能由他来直接指定收钱，那基本上和政府都算一家人了。

例如民政部的部署组织，中国慈善会。以及和中国政府架构一摸一样的红十字会。

不管怎样，钱我们是要捐给灾民的。因为自己个别行动的成本很高，因此我们要寻找一个中介组织，来帮我们把钱交给灾民。

这个中介组织，在现实中，有政府指定的那么十来家公募基金会，还有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需要注意的是，民政部门在这个语境下，也只是一个中介机构，而不是说，就把钱捐给了政府。

无论是在汶川还是玉树，我们在选择中介时，其实一大半人都选的是政府。所谓的善款流向政府，其实是很多人的自愿选择。这么些自己不认识的公募基金会和政府民政部门摆在面前让你选，大多数人出于对政府公信力最基本的信任，还是选择了政府。

3

下一个问题是，钱交给了包括政府在内的中介组织，就是让他们把钱用到灾民的身上。那么，作为出钱的人，有没有想过要用来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哎呀，钱捐了你们拿去用就行了。

真是这样想的话，最后最好就别指指戳戳的说，我的钱都不知道你们用去干什么了！

钱用来做什么，先要看灾区需要什么。

有一些东西，是政府的责任，必须由财政来负担的。例如道路、市政设施、医院、学校等等的重建。地方财政需要出钱。

中央政府也会有相当大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政府拿出多少个亿来重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转移的非灾区民众的税收。

这部分的建设，需要政府来统筹，政府来实际操作——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

民间的善款，需要的是补充政府责任之外的领域。

中国的捐赠人都习惯于捐硬件。看得到的东西。但其实还有很多软件，也需要民间善款的支持。

例如心理服务，职业培训，生计支持，等等。

而我们的捐赠，都是同质化的。捐小学，捐医院，或者捐课本，捐课桌。

我们把钱交给中介机构时，很少有人考虑他的专业性。扶贫基金会特长是做生计支持，绿化基金会要做生态恢复，西部阳光和格桑会是做教育。

我希望把钱用到那个方面，是不是全部都去做硬件建设，大多数捐赠人心里并没有一个想法。捐给哪个机构好像都一样，把钱塞进募捐箱了就不用管了。

既然我们都还没有习惯，异质化的捐赠，特色化的捐赠，还是喜欢把钱捐给有形的东西。那么也是应该有所选择的。

我就是想给灾区修一条本来应该由政府修的路。这样做可不可以？

我会觉得这种想法比较奇怪。捐赠应该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不过，有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做当然也可以。

关键是，捐赠的资金是独立的，和政府财政是完全分开的。路修好后，灾区的人看得到，这是谁谁谁给我们修的；捐赠的人也看得到，我的钱是用到了修路上的。

这种定向捐赠，中介机构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如此使用就可以了。即使是交给了政府民政部门这样一个中介，也没有问题。

不过，把钱捐到政府责任之外的领域不是更好吗？

例如灾民的房屋，很少有政府的财力能够强大到免费为灾民修好房子让他们回来住。政府可能以行政手段，例如税收减免、贷款优惠包括直接的经济补贴等方式，来给灾民补助。但此外，灾民自己要掏一大笔钱。

例如去年在映秀采访时，问到灾民新房子的问题。一套房子，政府给补贴，大概是2万块，当时援建映秀的东莞也有一定的补助。不过灾民每家还要再出5、6万的样子。

好多农民，被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一折腾，完全就是赤贫的状态了。钱是出不起的。国家给了低息贷款的政策，很多农家就是靠贷款把房子修了起来，但他们觉得，自己就此负债，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想，很多捐赠人说，把钱捐给灾区修房子，本意都是想捐给这些经济困难的灾民。

那么捐法有两个。一个是捐砖头，一个是捐人头。

捐砖头，捐款人出钱把房子修好了，让灾民免费回去住。

捐人头，开发商房子修好了，把钱捐给灾民，让他们来付费。

可以自己去捐，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对需要加以甄别，由他以做项目的方式来捐。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我们捐了那么多钱，灾民却没有从中受益呢？

例如很多人问我，你们家的房子自己还要出多少钱呀？我说，政府给了2万块的补贴，其余的还是要自己出。对方就说，不是给灾区捐了这么多钱建房子了吗？

于是灾民和捐款者都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钱被你政府和机构给吃了！

这其实是因为，在我们大政府的传统下，民间的捐款和政府的财政混同了，重合使用了。

就像上面说的，如果是定向捐赠的资金，问题是不大的，捐赠人和受赠人都能看到。然而，绝大多数的捐赠，都是非定向的资金——我们压根就没有思考过要拿来做什么的非定向的捐赠。

交给政府民政部门这样一个中介，直接就是政府来使用。政府当然首先用在他自己负责的项目上。结果呢，就算说是财政专户在管理，但是混同在财政资金里一起用，落地时就成了政府的项目。灾民看不到捐款在哪儿，捐赠人也看不到捐款在哪儿。

例如我家享有的那2万块的房屋补贴，里面很可能有1万块都来自于社会捐赠，但是谁都不知道。

业界经常拿台湾9.21基金会举例子。公众把钱捐给了政府这样一个中介，但政府不能自己来使用，而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由基金会去甄别、选择项目，把钱用到政府责任之外的地方去。

不过，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交给其他中介组织的钱，也被要求由政府来用。

在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中，不少地方的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公募基金会收到的钱，便是要求由政府统筹。像这次玉树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民间的善款最后被汇集到红十字、慈善会和青海民政厅三个口袋里，政府开始做规划，哪个项目需要钱了，就从口袋里拿钱出来用。

民间的善款和政府的财政，在使用方向上，是重叠的。

钱并不一定就是被贪有暗香盈袖污、挪用了，最后也是用在了重建上——尽管资金一集中，被贪腐的可能性迅速加大。但钱使用的效率和透明度都是低下的——善款起不到补充财政投资的效用；而捐款人和灾民都看不到善款用在了哪儿，还能是透明的吗？

4

那么，现在来看，这种捐款看不见，又低效又不透明的结果，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政府坏透了，用行政力量把钱都收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自己来用。

但是，如果。

如果我们做一个负责人的捐款人，或许情况远不一样。

不管我捐多少钱，我先了解灾区需要什么。哪个组织在做相关的工作。然后再把我的钱捐到这个组织去。然后我要主动去督促这个接受我捐赠的机构，给我反馈，给我财务报表，告诉我每一分钱都花到了哪里。

我首先是一个负责的捐款人，才会有一个对捐款人负责人的机构。这些机构才会重视捐赠人的意愿，才会想方设法改进服务去赢得更多的慈善资源，当政府想用行政指令的方式从他们手里把钱给收缴时才有足够的责任感去说，不。

为什么做一个负责任的捐赠人？不就是捐100块钱吗？需要费那么大的事吗？

这很重要。

只有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捐赠人，才有可能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纳税人。

捐赠和纳税，其实是很大的关系。

尽管教材都说纳税是一种强制性的转移支付——而这种强制性，是建立在一种社会契约之上的。因此才会有公民不服从的理论。

而捐赠，则是一种自愿的转移支付。

长期以来，缺乏公民教育与公民瑞脑消金兽意识，我们往往对纳税人的身份缺乏实质性的认同感。

而捐赠，则截然不同。从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捐赠人开始，我们可以慢慢衍生出某些和纳税人相似的观念：我出的钱，要尊重我的意愿，要给我交待，要压缩行政成本，要把钱用到最需要用的地方上去。

这事实上，就是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培养。

纳税支持的是一个政府。

捐赠支持的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其实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的职责是互补的，或者说，你进我退。

一个小政府，只负责国防外交，那么大量的社会事务就需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政府层面低税收，大量的民间捐赠来完成社会层面的转移支付。

一个大政府，则是高额的税收，包办所有的社会事务，低效而且无力——那么民间的转移支付必然是微弱的，社会也是缺乏活力的。

对于后一种社会，要重新焕发起社会的活力，重新激发起政府的效率，除了由政府自身主导的由上至下的改革，更多的需要社会层面由下至上的“革莫道不消魂命”。

也就是，公民社会从草根开始的成长，至关重要。

有责任的捐赠，才能支持起有力的社会组织，才有可能壮大社会的力量，以制约肆无忌惮的政府。

Over。

这是我新闻从业的第一年。

有一句话说，在时间的快速流动中，总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别人更容易看见历史的容颜。

我并不奢望去窥视历史的容颜，更不期望自己成为为历史感所感动进而膨胀的人。我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只是中国这个充满魔幻主义题材的土地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记者这个职业对我而言，更多的只是一个工具——让我去接近这些魔幻主义，让我在成为行动者之前学会怎样做一个观察者。

这是我自己的新闻年鉴。

我的记录，只可能从我的角度出发，也局限于我脑海中那个不断矫正着的观察框架。

Start from here.

如果新闻也有大小年的话，在2008的映衬之下，这一年注定寂寂无声。

不过人们对它还是多少有一些期待。北京奥运一周年。汶川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一周年。取缔***十周年。**二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当一个年份是被纪念赋予意义时，也注定了它将隐没在历史中。

这一年，惊心动魄的时刻太过稀少，更多的新闻源于为消费的制造。哥和姐们的寂寞或许倒是超越了前人的想象。贾君鹏没有回家吃饭，有人却要回到1997。

可是，回不去了。中国人被推动，被发展，被前进着，走向历史的节点。

这一年的开场，是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缓缓定格在一个农民工的行囊上。

前一年，是惊心动魄的南方冰雪灾害。这些来自中西部农村的工人们，滞留在了火车站门口的大广场上，甚至还有年轻的生命因为无序的拥挤和踩踏永远的离开了这个混乱又让人失望世界。回家的路，被彻底阻断。

因此，在2009年的春节到来之前，他们争相收拾行囊，回家。他们提着大包小包，一进地铁就堵在车门门口，城里人捏着鼻子，提着衣角，骂骂咧咧的从他们的行李上跨过。年过四十的他们紧张的看着地铁张牙舞爪的线路地图，认真听着每一站报站广播；年轻的他们则掏出山寨的I phone，功放着北京欢迎你，然后刻意和他们又土又臭的父辈们拉开一定距离。

他们只是他们，年老的和年轻的，都只是农民工，城市的过客。他们一起，成为7000万人的大流动，造就一场规模空前的春运潮。

可是，不怎么对劲。这一年的春运，也开始的太早了一些。早到从前一年的十月便萌动，刚进一月就形成高潮。记者们专家们和官半夜凉初透员们都嗅到返乡气息中那点躁动的味道，他们说，这不叫返乡潮，这是一场失业潮。

是的，7000万人中，至少有12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提前返乡了。

于是，那些每天读着报纸看着看不懂数据的平头老百姓们挠挠脑袋，说，哦，金融危机真的来了？

“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记者们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描述这场始发于大洋彼岸的经济狂潮。当然，一系列重要的事件都爆发在2008那个汹涌澎湃的年份。专家们紧皱着眉头，巫婆似的嘀咕一长串数字，说着在2009将会爆发怎样的经济灾难。

老百姓们也跟着忧心忡忡。金融危机来啦！可是又怎样呢？数据很吓人。什么GDP的增速放缓，什么城镇登记失业率攀高，什么进出口指数暴跌至负——不过他们和老百姓的生活从来都没什么直接关系。听说沿海关了不少工厂，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本来就已经要死不活。媒体说，工资涨幅恐怕要放缓呀，人们瞪大了眼睛，难道平时我们的工资有在涨吗？倒是房价一如既往的死命疯长，去医院看病依然排着长队，火车票还是只能用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到。人们像念魔咒一样相互传染着，生意不好做，工作不好找，奖学金不好申。反正嘛，金融危机，来头这么大，这一年工作生活有什么不顺利，都是他的错了。如果老板因为更年期在办公室莫名其妙大发脾气，你也可以想，这是金融危机惹的祸，老板不好做的。

反正日子一直过的不怎么样，再糟糕一点对于逆来顺受的小老百姓而言，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政府不能坐视不管的呀，更何况还有不少人在指责，是你中国买债券买太多买出来的问题呢。于是，四万亿大手笔——当然，这也是2008年的大手笔了，就等着在2009年释放药效呢。

数目越大与抽象。四万亿呀！鬼知道都投到哪里去了。上海一个律师叫做严义明，非得申请个信息公开，可是财政部回复说，不宜公开。人们只知道说，投资基础建设了，投在支柱型的产业里面了。反正一副药到病除的样子。一投下去，GDP呼啦啦的就上来了，房价呼啦啦的就上来了，各种宏观数据也好看起来了。中小企业的老板也跟着说，唉，今年年初真是困难，可是7月之后，就又逐步恢复正常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半夜凉初透员说，唉，年初的时候我们真是紧张，可是第三季度以后，就业形势基本就恢复正常了。

当然，还有很多巫婆在嘀咕。此轮经济危机，结构调整不到位，政府宏观调控的粗 ** 涉，导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国内需求依然不旺，回稳基础并不牢固，来年通膨似虎。中央政府还谦虚着，不方便给自己的表现打分，面子上GDP风风光光的上去了，心里多少还是忐忑不安。经济学家的话像2012的预半夜凉初透言一样，还是到那个时候再说了吧。

小老百姓和政府官半夜凉初透员一样，长长舒口气，觉得怎么这么个经济危机就让我们给度过了呢？然后心里一点点失落，都只是一场虚惊？

不过沿海的老板们，还是皱着眉头。开年时他们还压工资、裁员工，这时订单一回升，他们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了。记者们咋咋呼呼，哎呀，民工荒来了！劳动专家们不动声色的说，多少年都有的，紧张个什么？

确实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过是一时间区域间的劳动力配给不平衡。中国农村依然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是剩下的没有那么多，最乐观的估计也就1.07亿，而年轻人也越来越少，50%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在40岁以上。传说中的刘易斯拐点，尽管近了，但终究还没有到来。

农民工依然还是农民工，不是城市的新公民，也不是工厂的新工人。没有合适的薪水，没有满意的岗位，于是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不断有人走，不断有人来。闯荡了一圈，发现城市终究容不下他那一点点微小的梦想——于是便回了老家，打点零工，不再去往曾经夜思梦想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了。

谁都不知道农民工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他们又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可该是执政党亲之又亲的铁杆兄弟呀。工人阶半夜凉初透级有力量。可他们因为挂着农民的身份，浑身的力量却使不出来了。憋在心里的蛮横劲儿，酝酿着，等待某一天的大爆发。当然，这一天不在2009年。只是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年份，见证着爆发前的种种先兆。

第一类的爆发是向内的。28岁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拿着自己的胸片，怎么看也就是两个石头。但是居然没有一家医院能为他开具尘肺病的诊断证明——所以，他自残式的开胸验肺，说，你们看，等待我的就只剩下死亡，到底你们谁该来为我负责？事情闹大了，企业政府都忙不迭的出来解决问题了。他广义上的工人兄弟们——有的在同一个公司，有的甚至远在云南，都一起蹦跶起来，纷纷抢着要拉开自己的胸膛，让那些黑心的老板都看看自己正向着石头病变的肺。他们依旧是善良而且温顺的——他们的愤懑和怨恨，都指向了自己。

而25岁的刘汉黄，却更加的冲动了一些。第一次打工，才进厂7天，他就被冲床机器轧掉了右掌，纠结不清的维权索赔搞得他心烦意躁，于是在2009年6月15日，他用他的左掌刺死了他的两个台湾老板。

这是一起有主的债。或许也只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个案。6月底来到深圳维权的170多名耒阳籍的尘肺工人，却不知道谁债主是谁。他们是最底层的工人，跟着包工头在深圳一个又一个的大工地上打着风钻，十年如一日的吸吮着地下灰色的粉尘，直到无法呼吸，在老家跪着死去。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谁都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爆破公司的工人。深圳政府秉着改革先行者的大度，平均给了他们一人不到十万的人文关怀——这笔钱当然不能挽回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但至少可以给他们的孩子留下点微薄的财产，不至于还到深圳来做这些最辛苦又最危险的行当。

不过让深圳市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刚刚送走这批耒阳的尘肺工人，另外125个来自张家界的工人又到门口集体上帘卷西风访——还是风钻工，还是尘肺病。谁知道这样一批一批的“人文关怀”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于是政府恶狠狠地关上了大门，让他们去走法律程序，该找谁要钱找谁去。

找谁呢？除了他们，还有60万登记在册的尘肺病人。而更多的曾在非法小煤矿下面拼死卖命的农民工，被所谓的统计排斥在外。他们都该去找谁负责呢？

就在张家界的工人还在政府门口苦苦守候之时，鹤岗又是矿难，107人，无名无姓的，死去了。人们已经麻木。这些浑身上下被煤灰覆盖的工人，卑贱的生命最后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数字。

矿难，职业病，工伤。工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着赤裸裸的威胁。同时，他们还要遭受城里人的白眼，他们只能住在城市的边缘，亲手扩大着城市的版图，却被它驱赶着越走越远；他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生了病找不到医院报销，失了业得不到丝毫救济；他们的孩子要么被称作留守儿童，要么被当做流动儿童，找不到一张固定的课桌，考不进一所城里的高中。

谁该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该向谁去要一个说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因为在执政党领佳节又重阳导的摆设工会之外，他们的自组织都是非法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罢半夜凉初透工，因为这是个工人阶半夜凉初透级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国家，主人怎么能罢自己的工呢？奇怪的制度褫夺了他们基本的宪有暗香盈袖法权利，他们只能奢望政府给他们做主，像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孩子等着爸爸去教训坏人。可是这不是他们的亲爸爸。这个政府喜欢的是资本，是更大的权力。如果资本家说我可以帮你把GDP搞上去，爸爸就会把儿子送给他当奴隶。

谁知道儿子什么时候会长大，会懂事，会用自己的拳头抗拒曾经习以为常的“家庭暴力”呢？他们还是卑微着，继续卑微着，只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多少让中国工人们有些欣慰的是，他们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因为他们为保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是因为他们悲壮的觉醒与维权？

另一个关于这个群体的故事，发生在7月24日。在这个燥热的下午，刚刚被建龙集团委派作通钢集团总经理的陈国君，被上百名“工人”围堵在办公楼里，持续殴打，直至毙命。残酷而且血腥。

乍一听，似乎是一起恶劣的劳资冲突——劳方与资方血肉相接的斗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屡见不鲜的暴力运动。不堪凌有暗香盈袖辱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了，工人阶半夜凉初透级有力量着呢！

可是，多么可悲。这不过是不明真莫道不消魂相的群众被少数人 ** 利用，成为权贵资本与民营资本血腥斗争的工具。人们不切要害的反思着，惨剧背后国企改制的种种劣弊。

确实，中国国企的改制，就是少部分人借改革之名对资源的盘剥。大多数工人的利益绝对受损，劳资双方的矛盾早已堆积，一触即发。连年亏损的通钢，经营权的设计上问题重重。一条可选的改革路径，即是引入民营资本，改变经营方式，激活竞争力——建龙集团的经营业绩和承诺即是如此，但民营资本的进入伤害了两类既得利益——年轻的管理者将对老牌国企的经营方式进行技术性的整肃，必然将影响庞大的、与黑恶势力相纠结的围钢经济体；而原领佳节又重阳导班子死抓经营权不放——背后有着这个腐朽阶层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这两股力量可能是合一的，也可能是分开的——但是是可以凝聚的。他们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挤走要求经营权的建龙集团。于是，他们成功的转移了矛盾， ** 起“不明真莫道不消魂相”的群众。40岁的陈国君成为了替死鬼，他的妻女欲哭无泪。

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对抗，在2009年里还迎来了一次糟糕的交锋。在4万亿投资大计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光环下，大量的政府投资集中在国有企业，而在行业的兼并重组中，政府又是全力介入。“国进民退”的忧虑在商界、学界迅猛蔓延。

10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山西的小煤矿们首当其冲。山西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小煤矿将被彻底终结，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首批19家重组煤企获得国土资源部门的“采矿许可证”，在国有资本主导下进行的整合，使得活跃在山西煤矿的500亿浙资去向未卜。

学界、商界都炸开了锅。各类观点争锋相对。一个叫做王宇魁的太原市市长助理竟然信誓旦旦的告诉记者，国进民退将斩断官煤勾结——“大集团有着完备的管理制度与程序，运行非常规范，无需与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发生私下交易”。

不管怎样，与民争利的行径总是需要人们警惕。更何况以权力为导向的改制、整合，往往的结果都是特权阶半夜凉初透级的私利无限膨胀。而民间的资本和力量，只能在运动式的打压下，越发保守势微。

不过，这的确是让老百姓缺失安全感的一年。煤老板级别的富商们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财产被褫夺，更何况平民老百姓呢？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的唐福珍，站在自家三层楼房的天台上，点火自有暗香盈袖焚。在此之前，她与强行拆除她那栋“违章建筑”的城半夜凉初透管们，整整对峙了三个小时。血拆。公私权利赤裸裸的交锋，最后的结果只是牺牲小家，“大家”是谁，解释权在政府。

不过对于更多的老百姓而言，能有一栋房子去让自己捍卫，本身已是了不起的事情。死命飞涨的房价，成为中国人心头之痛。谁都知道里面是厚厚的泡沫一层又一层，却只能一面骂娘一面透支自己的账户和青春，去加入日益庞大的房奴大军。

而让人心酸的是，辛苦一辈子才可能换来完整所有权的房子，竟然还是个楼脆脆。6月27日清晨5时30分，上海闵行区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全部倒塌。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农民工，因此殒命。这的确是个悲剧。

一部和房子有关的悲剧，也在这一年引发了稀奇的反响。这个叫做《蜗居》的肥皂剧，讲一个年轻女孩怎样在房子的压力下成为职业二有暗香盈袖奶。青春剧，爱情剧，再加上反东篱把酒黄昏后腐主题，主要收视人群一网打尽。热闹到最后，竟然莫名其妙的被停播了。一个说法是，太反映现实，太不和谐；一个说法是，台词太低级，尽管80后每天都是这样说话；还有一个说法是，影射了上海官半夜凉初透场和***的秘书。反正都是荒唐的解释，谁叫中国每天都是这么些荒唐的事呢？

和房子有关的辛酸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女硕士生杨元元的。因为没有房子，她的母亲只好跟着她，要住进她的大学宿舍。结果学校不答应，可怜的孩子便在卫生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年底，中央政府嚷嚷着要遏制房价过快增长。可是保障房的建设始终没什么长进。要真的下定决心把房地产的泡沫给击碎，恐怕倒掉的就得是整个金融系统乃至 ** 了。

房价和生活都还是一如既往的严酷。大学生们群租在一起，成了蚁族，和农民工们争抢城中村有限的房源，而更加弱势的农民工们只能越搬越远——中国的城市确实没有贫民窟了，但它确实有那么多居无定所的贫民——不对，厉以宁说，他们叫“待富者”。

2008年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过后，人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曾经有过极度美好的期盼：公民社会元年。

然而，这，却是让公民权利颇为受伤的一年。

有些伤害是以让人啼笑皆非的方式诞生的。例如，你在KTV里面唱一首官方认为不雅的歌，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将立即闪烁。又例如，工信部想在每台电脑里都装上绿坝，以过滤掉政府认为他的子民不应该看到或者看到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信息。

有些伤害却沉重得让人难堪。2009年5月7日上午，在四川省举行的“5·12”抗震救灾周年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议上，四川建设厅厅玉枕纱厨长宣布：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中没有一座因为质量问题而倒掉的校舍。而更讽刺的是，艾**亦被软禁。

同样和孩子有关，**宝宝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2009年12月，**宝宝的父亲赵**，因“寻衅滋事” ** 。圣诞节当天，**CHARTER起草者刘xiao bo，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11年监禁。更让人唏嘘的是，7月17日gongmeng被抄，142万偷逃税罚款单就是给中国公民社会的一记响亮的巴掌。

当然，这一年也有些许公民维权成功的案例。和PX事件似曾相识，10月25日，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活动在广东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间发起。历经三月，番禺人终于暂时性的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公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或许是这个非暴力的社会走向正轨的唯一途径。或许在中美关系迅猛向好发展的一年，奥巴马访华时的一段话，值得人们在此记下：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加其他国家，但我不认为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言帘卷西风论和宗教的自由，通讯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都是普世的权利。

这一年，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有很多荒诞主义色彩的故事上演。

例如央视领佳节又重阳导想看烟花，没想到把大裤衩的小配楼给烧着了，台长被烧下台，建设办主任给烧进牢里，事后一查，又是回扣贿赂商业黑瑞脑消金兽幕。

例如富二代胡斌可以以70迈的速度撞飞路人，例如大学生们为救人溺水渔船却只捞尸体不救活人，例如“躲猫猫”可以躲出人命人民币可以把手铐打开，例如吉林化纤上百工人头晕、恶心疑似中毒却只落得个群体性癔病。

网络的力量把现实的荒诞无限放大。当巴东烈女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寻求特别服务的邓贵大之后，人们惊恐的发现网民的愤恨正肆无忌惮的指向gov官半夜凉初透员这一个利益阶层。以至于媒体统计说今年有十三个官半夜凉初透员非正常死亡时，人们都还要恶狠狠地啐两口口水。

同样是在网络的效应下，符号化的情绪宣泄让人担忧。一年前，贵州瓮佳节又重阳安的普通初中女生李半夜凉初透树瑞脑消金兽芬溺亡，引起举国震惊的打砸抢事件。一年后，湖北石首一名年轻的厨师非正常死亡，又引来上万人群起爆发。然而，无论是瓮佳节又重阳安的民众还是石首的市民，他们情绪宣泄的背后，都是一座城市的悲哀与愤怒，他们暴力的指向，都是一个抽象的gov。

这一年，还是有一些大事。

例如席卷全球的甲流。例如重庆运动式的打黑。例如医疗改革再起步。例如广东官半夜凉初透场的前赴后继。

但唯一能和2008年一件又一件重量级事件相抗衡的，是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有暗香盈袖乱。这一场充满血腥暴力与民族怨恨的暴有暗香盈袖动，在强力的镇瑞脑消金兽压下终于收住了尾声。热玉枕纱厨比娅被成功归罪，子女们也站出来血泪声讨。和谐和谐，团结团结。一场无谓的牺牲。依旧没有反思民族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依旧无法探讨自治的基本含义。

当然，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事实上，对于家里没有电视的我而言，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

某日，在一家有大大的落地窗的餐厅的二楼的靠窗的位置吃饭。窗户外面，就靠着一个小区，斜望下去便是小区的大门。

服务员是个长的很不好看的女生。高颧骨，厚嘴唇，目光冷冷的，嘴角下搭随时准备配合眼神斜撇。

点完菜，服务员就背着手，安静的站在窗边。比较诡异的是，她的眼神总是警惕的在大厅里游来游去，发现没人注意她，然后微微一斜，自己就很灿烂的笑起来，然后又猛然收住。于是我顺着她斜眼的方向望下去，发现一个可爱的小保安站在小区大门口，像向日葵一样花花痴痴的望着这边的餐桌。

服务员去端菜，迎着窗户走过来，瞟一下窗外，又扫一下手中的菜，又瞟一下窗外，厚嘴唇包着牙齿，很甜蜜的就笑起来。自己又使劲忍着，站回了窗边的位置。

这时候小保安做出CALL状。服务员扫射一圈大厅，偷着向小保安摇手。

小保安又掏出手机，做发短信状。服务员连忙摇头，一面留神着是否有人偷玉枕纱厨窥她的小动作。

小保安很失望，继续仰着他的向日葵脑袋，比出一个大大的九。嗯，九点来接你？

服务员神神秘秘的划出一个十字。

小保安又比，就九点吧？

服务员比划，不行，十点就十点。

于是小保安遗憾的垂下他的向日葵脑袋，无奈的点点头。

服务员继续背着手，试图用面无表情盖起荡漾春心。

原来如此粗糙的北京也能有这么浪漫的事情。

真好。

节拍

人行天桥上有一个乞丐。

一条腿瘸了。趴在地上，手里端着个小钵钵，向过路人作鸡啄米状。

不一会儿，钵钵里就有了几个硬币。

于是乞丐很有节奏的晃起了钵钵，先是匀速，接着转三拍子，再接着不知道他心里面哼起了什么曲子，拍子还开始了多样化，节奏活泼轻佻。

再然后，乞丐晃累了，把钵钵放在一边，又趴死在地上做要死不活状。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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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卡纳，生日快乐。

一年，就这样又过去了。

时间没有等我，快的让人有些恍惚。

我无比清晰的记得一年前我站在一片未知面前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唯唯诺诺又患得患失。然后跟自己说，再勇敢一些而已。

居然就做到了。

更诚恳的事实是，我过于幸运。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看到自己飞速的成长。经历从未经历过的经历，去到从未去过的地方，用心的观察和交流，然后吸取养分，继续面对下一个未知的精彩。

至少，我无比真切的实现了我的梦想。

居然留在了我最仰慕的媒体，就此成为了一个记者，然后开始我曾经梦想过无数次的自由职业生涯。

我买下了我的第二架钢琴——尽管是电的，在粗糙的北京安下了35.6平米的家——尽管是租的，每天有时间阅读、发呆、写日记、弹琴，在地铁里看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

我的22岁面前，是和过去的那么多年截然不同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激情，不可知的因素，以及愤怒与死结。

过去的一年与接下来的四年，我的关注逐步从内在的自我转向这片神奇的土地。我需要花庞大的精力，去了解微薄个体所存在的庞大历史背景，观察这个时代的困惑与荒唐。我将接触到的，是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机器最核心、最艰难的种种改革，以及个体在其中的踌躇与困局。

未来对我充满吸引力。我喜欢这种被充满的生活。

可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远离个人膨胀的历史感。

我希望自己仍然可以站在自我满足与自我感动之外，有独立亲切的生活。

能够按时下班，不要通宵赶稿，不要被忙碌拖进疲惫到绝望的深渊。

有朋友私奔吃肉，有男人吵架生气，有些小心情涂鸦弹琴，有时间看情节暧昧的小说和电影。

我希望我的希望可以生机勃勃的存在下去，鼓舞我精神抖擞的再跨过下一个一年，坦然的迎接每一次失败与窘迫。

感谢我的每一个朋友。

感谢我的每一位老师。

感谢我的老妈，和老公的红烧鲤鱼。

我的22岁，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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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

7月1日，毕业第一周，报到入职。

把一堆材料往人事一交，五分钟不到，坐回猪肉台，继续毫无差别的爬格子工作。

就此，我居然就正儿八经地工作了。尽管我好像还要做一段时间的CJ资深实习记者。

第一周，三天蜗居写稿，一天开会，到班一天。

然后就突然到了周末，发现没有学校可以回。

于是心里空落落，很感伤。

尸体

某一天，排队上地铁。

一个男人，贴着车厢壁，目光空洞的，摸摸索索向车门挪去。

我以为是盲人，于是上前一步想把他扶上车。

结果他突然的对我笑了一下，很卑微，很尴尬的笑容。然后我的手臂猛地扫到了他身下挂着的一个塑料袋子。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胸前大大的纸牌子，上面歪歪斜斜的写：在黑龙江打工因工致残，肾脏受损，尿道折断，乞讨治病。

塑料袋子上插着细管，是半包黄色液体。

他咧咧呛呛的挪上车，试图顺着列车启动方向向前挪动。结果一启动，便把他弹回到门柱上。他靠着柱子，一个人运着气，依然是面带笑容。半晌，才开始一点点的向前走动。

然后我看着他无比艰难的背影，很难过。

晚上我跟知青说，我今天看见一个男人，很难受。说着说着，我就自己哭了起来。

知青拿起一本物权法，说，有蚊子！于是开始串上串下的打蚊子。一边打，一边和蔼可亲的安慰我，说，不要难过。

然后我哭完了，知青举着物权法的背面给我看：好大一个蚊子的尸体。

笑容

还有一次看到的笑容，很奇怪。

那个男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卖他一元钱的盗版地图。

09年新版地图一块一本。他每吆喝一句，就抿着嘴笑一阵。

然后似乎是走累了，他就抵着车门站着，开始低头整理手上的小钞，但一会儿又抬下头，抿嘴笑一阵。

我说，你笑什么呢？

他像老熟人一样又跟我抿嘴笑一阵，说，没什么。

笑容2

这种笑容很熟悉。

我想了很久，发现来自于一个老太太。

早上出地铁时，她在地铁口收报纸，就带着这种类似的笑容，卑微，尴尬，竭力的友好，向每个路人唯唯点头。

后来我发现她每天中午过后又在去往外交部的那个通道里摆小摊，卖鞋垫。她背着手，驼着背，站在摊子后面，满怀期待的看着故作匆匆状的行人，眼睛里的神彩熄了又灭灭了又熄，只是脸上的笑容始终不变。卑微，尴尬，竭力的友好。

资本

一个月前在内蒙游学的事。

呼格经理开车带我们去牧民家。他在草原长大，和牧民、牛羊打了一辈子交道，对草原的感情是浸入血脉的。

远远的看见草原上的水泥厂，他很生气的停下车，说，你们去拍拍，都去拍拍，搞的什么，草原全被他们搞坏了！

掀开草原的草皮，下面都是矿石。没有资源的，也能挖石灰烧水泥。于是内蒙在能源基地的政策导向下GDP迅速飙到全国第一名。

只是代价总是过于巨大。水泥厂用每亩3元的价格向牧民租用草场，然后剖开草原，开进大型机械，掏光下面的石头，还签协议说，20年后来给你们复垦，恢复草原。

结果草原上布满丑陋的大坑，接着就是触目惊心的荒漠化和沙尘暴。

呼格经理很愤怒。溢于言表的愤怒。我以为这种愤怒来自于他血脉中对草原深厚的爱。

可是，他说，水泥厂居然每亩才给3元钱，我们牧民应该入股，参与他的利益分配，不能让他这样把牧民盘剥了就走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于是又追上去问。

呼格经理说，以后我们牧民要用分得的红利搞社会保障，恢复我们的草原！

我无比震惊地说，先破坏后治理？

学者们为呼格经理出谋划策，怎样维护牧民应有的土地权益。

我继续无比幼稚的问，不是说绝对不能走发达国家老路去先破坏后治理吗？

学者无比深沉的告诉我：经济要发展。

决策

01年，大沙尘暴。首都北京被震惊了。于是开始治理草原。决策者们认为，草原沙化，是因为放牧造成的，于是提出要把
多余的 牧民整体给迁出草原，搬到城乡结合部去。

姑且不说这个政策多么残忍，强制性的去干扰一个族群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逼迫他们背井离乡。

更要命的是，决策层把他们搬出来，让他们通通去养奶牛！

三人比黄花瘦聚氰薄雾浓云愁永昼胺一来，全部死翘翘。

曾经的牧民现在的奶农，买牛的钱是贷款，不敢轻易杀牛；养着，又要买草买料买水，多少年的积蓄一口气全部赔进去。

同路的一个学者一边叹气一边说，政府要保护草原，让他们出来，不能说是做错了；政府要帮助他们生活，帮他们搞奶牛养殖，联系奶站，也不能说是做错了。这是个死结，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呢？

我实在不明白，一个如此粗暴行事，缺乏科学考量和官民利益协商的zf，居然会没有做错什么？

说完了

说完了。睡觉了。

我不喜欢一个人的周末。

我不喜欢这么热的周末。

我只是运运气，恢复一下随便说说的习惯。

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周年的所有报道终于更新结束。

写字写到恶心。

斌哥皮笑肉不笑的说，要把兴趣当职业，只有这个下场。

看来我还是快点挣钱开书店，再把写字做兴趣。或者快点结婚当主妇，再把开书店当兴趣。

总之都比做专业写字工作者要好。

无论如何，雏记已出道。

说老实话，我觉得CJ这次的周年报道做的一般。不出彩，也不难看。

要怎样把这一年的生活，絮絮的讲出来，不陷入繁琐、煽情，又别致动人，的确是个很难的策划。

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些平凡的坚韧。习惯了媒体话语逻辑的现代人，什么样的文字和故事才能给他们感动与启迪？

一向以精英逻辑说话做事的CJ，也放下架子，去温情脉脉的关注小人物的细节与哀愁，或许的确让它的读者很是惊讶。能参与到这样一次 转型 中，也是我的运气和福分。

用众生相串出的“映秀重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9-05-10/110163105.html）或许受版面限制，难有更好发挥。而我总觉得网络专题（http://www.caijing.com.cn/2009/wcdzyzn/）也应该有一个更精心的策划，让稿件有立体感的交织出一组一组的画面，而不仅仅是孤零零的故事杂乱无章的堆砌。

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次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周年的报道，将成为我成长途中值得标记的事件。

映秀

映秀是我的个人情结。

一年前的那个晚上超姐打来电话说，映秀没了，然后我们在电话两头默契的抽泣。感觉一个人一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视的东西，就那么一瞬间的碎掉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CJ正好对映秀这么感兴趣。我无比崇拜的记者欧阳洪亮在春节重回映秀，在他手记（http://multimedia.caijing.com.cn/2009-05-15/110166448.html）末了，幽幽的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资格，我没有参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怒与哀愁。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这个映秀，这个在世人面前粉碎又重生的映秀。我和它的关系是我一厢情愿的回忆，而它已经没有保留任何和我有关的痕迹。

我依旧是一个合格的旁观者，去观察它的重生。

温总理来过的小小店

映秀毕竟是明星灾区。受到太多关注。太多。

可是关注的是映秀镇，是一个抽象后的标志，而不是，切切实实的生活。

温总理来了。所有的灾民被关进屋里了。每村挑选了几个积极分子，故作照常生活状，其余就又特警来扮路人甲乙丙丁。

温总理指着河边的帐篷问，那里面堆的是什么呀？陪同人员回答，是救灾物资。

一个村民就骂骂咧咧跟我抱怨：妈哟，把老子关到里头，还要假装是截火腿肠嗦？

“温总理来过的小小店”的店主，也被关进了板房里。不过她的女儿女婿政治过硬，被挑选站在店铺里做正常营业状。尽管自己没能见到总理，她还是很骄傲：我女儿跟总理之近，最多就2米！

坚强

斌哥说，我不喜欢看乐观、坚强和勉励人的文章。假。

我说，我不是故意写成那样的。而是他们，真的很茁壮。

刚到映秀镇，那个蔡代敏书记跟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去碰灾民，不要勾起他们伤心事。仿佛是在政府的万般呵护下，灾民们才开始柔弱敏感的生长。

我第二次进牛眠沟时，遇到漩口镇蔡家杠76岁的老人王维富。他背着背篓，要走到堰塞湖上方的工地上干活。这是当地以工代赈的项目，一天40元。

之前一天，我一个人进过一次沟。正中午走得又累又饿，还担心着被埋进石头堆里曝尸荒野，于是很没出息的走到一半就打退堂鼓了。这一次进沟和另外两个记者一路，一心想走进震源中心。可是刚到堰塞湖，就下起了小雨。

老人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讲，这沟里泥石流凶的遭不住，大晴天都滚石头，更何况下雨呢，你们快回去吧。见着我们几个贼心不死，又念念叨叨的劝。见着雨越来越大，我们只好悻悻往回走。回程时去到蔡家杠的安置点，正好遇到老人的儿媳妇。儿媳才说去年一股泥石流下来，把老人冲走几米远，石头埋到齐胸，幸好被村里人看见，死命救，居然又拉出来了。小半年不到，老人又茁壮的扛着锄头上山干活了。

更茁壮的是在饭馆里打工的姚先群（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12/110164424.html）。我正好在板房餐馆吃饭，和我同龄的小老板过来搭讪，说你要采访呀？然后很诚恳的讲，你一定要采访姚阿姨，她的故事太多，不是一般化的强悍。

姚阿姨只是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嘛，哪个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过后的人不坚强喃？

她就蹲在灶台前，洗着整整一大盆的杯子，轻描淡写的讲，她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前怎么晕死在沙场上，四次大手术刀动的如何之悬，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当天脑子怎么个秀逗了居然就没跑掉，粪水怎么漫过她的伤腿又是怎样眼睁睁的看着下面的肉被一寸一寸的刮掉。

等到这一切都过去，生活又回归生活的摸样。她居然就瘸着腿跑到餐馆来打工，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她一个劲的向我打听都江堰或者成都哪家医院好，要带她女儿去做白癜风的手术。在她看来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大事，因为关乎她女儿一辈子的颜面——和任何一个平凡母亲的关注点没有任何两样。

流言

在牛眠沟里，遇到个鼻子很挺的帅哥。他正好是蔡家杠蔡书记的儿子。帅哥打扮入时，骑着摩托，要去汶川县城。很骄傲自豪的跟我们说，他爸爸一心为民，在外四处活动，最终为每个村民拉来了5万的建房补助。

于是我们赶紧去到蔡家杠安置点，想找这个一心为民的书记聊聊——如果单靠他的“活动”就能给某一个村的村民额外补助，那灾后重建的利益空间就太大了。

蔡书记不在。一个大妈说那个龟儿子从来不到安置点来关怀他们。村民们自然也没听说过5万元的补助。

于是，流言就这样被我散播出去了……

就听见村民在身后不停的念叨，5万元？一人5万？或哟，全遭他一个人吃了哟？又有人念叨，那个龟儿子，要给我们弄5万来，他个人就要拿好多？

我赶紧心有愧疚的说，这个消息我们也是不确定的，不要瞎猜测，可能蔡书记还没有落实呢。

村民们很通情理的点点头：嗯，懂得起懂得起，我们不得乱说的。

如此看来，避免记者胡乱深入，地方政府也是有理由的。只是，如果有更公开的信息和更通畅的交流沟通渠道，哪里又有这种小道消息的流传呢？

同龄人

今天早上突然收到胡清华（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12/110164780.html）的短信，我心里猛然一紧，难不成稿子里说错了什么话人家来追究我了？结果小胡只是问问我有什么先锋点的杂志，闲来可以翻翻。就是一条老朋友间闲来无事的随手信息。

于是我自己害臊了半天，人家把你当朋友，你只把人家当成一个 采访对象？

在映秀，我遇到了那么几个的确值得尊敬的同龄人。

一个便是小胡。第一次见到他，是为了核实老街村搬迁文件的事。他端着茶杯站在政府门口，怎么看都像个准村干部。后来听我这么一说，他发誓再不拎着个杯子抛头露面了。

小胡参加的就是“西部计划”，到映秀镇服务一年。他的理想很简单，帮灾区人民盖好房子。而现在，他负责的村庄，动工率已经在99%了。

一年的时间，不算长。可是可以切切实实的做很多事。而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会闹闹嚷嚷的讲，我要为灾区做点什么，而且这一闹嚷，可以闹嚷个整整一年。

另外几个年轻人，就是无比可爱的广东薄雾浓云愁永昼社工们（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11/110164129.html）。他们的服务期要更长一些，是三年。他们在映秀组织妇女小组，开展生计项目，开办锅庄大赛……没有一件事是虚的。

25岁的女生芦芝一边给我看她带妇女代表去贵州学刺绣的照片，一面跟我说，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拥有这么充实、有意义的生活。

映秀小学的小女生拉着社工小聂嘻嘻哈哈的做游戏。我忽然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最精彩最快乐的么？

一天钦卿跟我发短信，说，蓝，以后我想要做NGO，做些有意义的事。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等到 以后 呢？

我无数次无比鄙夷的嘲弄知青同学的理想：年轻，先读书有了高学历，然后工作赚大钱，接着买车买房子娶老婆（也就是我！）。再然后呢？知青冥思苦想，挣够了钱，就要退休，周游世界，做慈善，做有 意义 的事情。

做和主流价值观出奇一致的有志青年。

却还不如做一个尽心绽放一年，或者三年青春的小小社工。

只是大多数青年人的激情、理想都在功利的大框架下磨去了棱角，过早的进入了老龄化的状态。

还有多少作秀式的志愿活动，为了去救赎自己的理想，而矫情的参与口号的呐喊和仅有自有暗香盈袖慰意义的蜡烛仪式。

我不是做不到。我不会让自己来鄙视自己。

校园

在映秀跑得最多的，就是映秀小学（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08/110161978.html）。

开始我不敢去。是因为没想好，要和孩子们，或者老师们，聊些什么。

房东的侄女在废墟里被埋了两天。她同桌的尸体硬在她面前，怎么都不敢爬出来。后来救援的人锯断了那僵硬的遗体，费了很大劲才把她抱出来。小女孩去北京也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告诉我，坚决不要住楼房，楼房会垮。

第一次去没有带采访证。谭校长欲言又止，没多说什么。

第二次去，头发花白的“谭哥”把我拽去和老师们一桌吃饭，又被灌了两大碗啤酒。后来听说，这些老师原来都不喝酒的，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后，每天都会有这么3、4瓶。

其实，映秀小学受到的关注真的是太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各色各样的组织，要来表现自己的爱心。有一天，东莞援建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又来学校，十来个孩子按个头排在校门两侧，张校长一个手势，齐刷刷的鼓掌，笑容的熟练老道。等贵宾走过去，几个孩子扭扭胳膊腿，然后向着我瘪嘴哭笑。

老师们想让这些学生重新像学生一样，好好读书上课。

可是居然来了志愿者，批评老师，说，这些孩子有创伤，要关爱关爱。

于是在关爱中，孩子们就迟迟都忘不了自己有创伤，再慢慢的，这些创伤成了他们小牙尖小自大的资本。

志愿者来了就做游戏，上课也是搞活动，不用上枯燥的语文数学，也没有谁再关心分数、教学质量。家长只想着，孩子能活下来就是天大的福分，管教一词也越来越远。

李懋老师（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13/110165347.html）很为难的说，一个班，就没有几个孩子能跟得起走。

面对孩子，人们的关怀总是会有偏差。换个方式，我的建议而已。

明星

其实CJ这次报道中，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马元江的自述（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11/110163694.html）。

马元江本来只是让我参考参考的，没想到编辑慧眼，立马看出这篇朴实自述背后疯狂的点击率。

专题正式上线后，我给马元江打电话，结果一家人又飞去了香港，参加周年祭奠活动。

他无疑是幸运的。在活下来的人中，也是幸运的。

对于他的坚强、乐观，我真的是由衷的钦佩。

可是，明星之外的人呢。

和并没有救人的救人英雄林浩同班的同学，和马元江一起深埋废墟的同事，和映秀一样成为极重灾区的青川边区？

就像CJ只能选择一个标志性的映秀一样，人们的焦点也只能集中在拟态环境中的个别典型。可是，作为个人，除了在周年的时候想起来这么一个人性救赎的好机会，我们更应该持久的、均匀的去关注那些聚光灯之外的需要帮助的人。

土匪

在老妈办公室整理memo时，一个叔叔过来问我，采访到了什么东西。

我由衷的说，灾民还是难。尽管有补贴，要把房子修起来，自己还得出够6、7万呢。

叔叔恶狠狠的说，哼，映秀这些农民，精明的很，绝对不可能出这个钱。他们就赖，反正有捐款，最后绝对是一分钱不出，过上上好的日子。

电厂的人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的确比较暧昧。但映秀的农民不过是有着中国人传统的小聪明和狡猾，贪点小便宜，而已。

和云南来的消防官兵小余聊天时，他哭笑不得的说，当地农民把他们消防队的锅碗瓢盆全偷走了，搞的他们吃饭连双筷子都没，每天只好去政府蹭饭。

小胡也提到，一次渔子溪的山民从山上按下来，一夜之间，把东莞援建洗劫一空。

老妈若有所思的告诉我说，映秀的村民，本来就是民瑞脑消金兽国时、解放初期逃进山里的土匪。很多基金，还是有遗传的。

至于灾后，每家每户都偷了那么些东西，也没人觉得是偷了。例如我住的那家板房宾馆，所有的东西，包括毛毯，都是映秀宾馆的遗物。尽管所有权并未被抛弃，村民们还是都坦然的一概“拣”回了家。

说完了

把报道里没写的唠叨一遍。

在映秀的这么些天，的确累的要死不活，可这也是我 出道 以来最快乐的一次出差、采访。

因为，我是在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交流，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的观点。

或者在CJ的宏观报道中，这只是最细微、最草根、最没有思想没有见解的一次观察，可是对我而言，这却让我感受到了做记者最大的魅力——用心的交流和人性的关怀。

在东直门上了最后一节地铁。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提了满满一整篮的魔方，从最末端的门很从容的走上来。然后等着地铁启动，微微清清嗓子，开始叫卖。

车里人还不算多。他低着头，目不斜视，只管向前冲锋。遇到连接处，一手潇洒推门，大步跨越。

只两站路，他居然就打了往返，又提着满满一整篮的魔方，从连接处潇洒推门大步跨越，回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然后到站停车，目不斜视的从最末端的门很从容的走下去。

最彻底的穿行者。

而更多的穿行者总是举步维艰步履蹒跚。例如二人组们。后一个人背着扩音器，高唱 纤夫的爱 一类的世界名曲，然后另一只手搭在前一人肩上。前一人则提着小盒子，一路拜谢开道。

几种残障排列组合一下，难免也就重复了。站在我旁边一个大叔说，这小伙子歌唱的倒是不错，但带他的人怎么老换，真不专业。

大家习惯了，就只能故作漠不关心状。远远的听到穿行者的歌声传来，站着的人就死命往门边挤，眼睛都贴在窗户上向着黑暗张望，坐着的人要么专心读报要么故作深度睡眠状。没有了任何目光支持的二人组有时会拽拽裤腿，拉拉衣角，多少大家都觉得尴尬。猛然睁眼又会遇上一张触目惊心的脸，眼色无比惨淡。

在二号线里还有过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孩子。

第一次见到他们，三个人坐在座位上，婆婆给孩子剥香蕉吃。孩子面色苍白，挂着一脸惨淡的面无表情。吃完了香蕉，老两口相互搀扶着站起来，老伯把孩子斜抱在怀里，老婆婆则用更为凄厉的目光扫向乘客，一路无声的缓缓向前走。走不了几步，又停下来，给孩子揉揉手搓搓脚。有乘客赶忙给他们让座，很礼貌的道了谢。休息一站路功夫，又艰难前进。

后来又见到他们，只是坐在座位上，有人便过来给大伯塞了好几十块钱，然后老婆婆哗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不停的拜着谢着。一车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场面，于是大家又一致的故作漠不关心状，只听得到绿豆蛙奇怪的笑。

而之前，还有一帮拿着残疾证的聋哑孩子。九零后的标准打头，卖15元一个的手机挂饰。

刚开始，他们会一个乘客一个乘客的交流。先摇醒故作深度睡眠状的乘客，或者伸手把人们的目光抓到他们身上，接着递过手机链和标签；乘客摇头，又递上残疾证。其实手机挂饰不要卖那么贵，兴许还会多一些人买。等到有钱有爱心的白领们都挂上了他们卖的手机链，接下来又只剩下一车的故作漠不关心状。他们草草地从乘客面前掠过，乘客们再烦躁地摇摇头摆摆手。再后来，他们的身影也就少见了。

最神奇的是，居然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青年数学家刘进。

他还是卖他 优美的定律。两块钱一份的自制小报。

每一节车厢至少要重复六次他的发现。镜片后面，眼神淡定执着。头发还是一丝不苟，只是已然花白。除了少数听闻过这个著名理想主义者事迹的人若有所思的摇摇头，更多人都会被此等创意吓一大跳。

一个城镇小青年问，你卖什么报纸这么贵？刘进无比镇定的说，我的科学发现，两块钱一份，欢迎欣赏。

周围的人被雷的厉害，于是又只好故作漠不关心状。

最实惠的穿行者，还是卖一元一份北京交通旅游地图的。

一次在十三号线上遇到一个大妈，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包，一手捏着地图，一手攥着一路穿行卖得的钱。

京郊黄扑扑的阳光打在空落落的车厢。大妈叹口气，捏捏肩又扭扭腰，最后坐在空座上。然后她眯缝着眼盯着窗外刚搭起框架的水泥森林，青灰色的影子扑腾在光秃秃的枝桠上。她一张一张的数完此次穿行的收获，哗地一下撩开上衣，把钱都塞进某一层的内包里，又扭扭腰的起身下车，准备下一次的穿行。

守候者

和穿行者们正好相反的，是夏天守候在地铁出口的大爷大妈们。大多数都没有北方老人的茁壮矍铄，苍老的让人生生的心颤。

他们就守在地铁口，有的买了票进了站，有的等在地面，每人手里捏几份报纸，然后唯唯诺诺的向每一个过往的路人点头，收废报。

大多时候都很有收获。他们就颤颤悠悠的蹲下，整理好一大包的报纸，再颤颤悠悠的扛上肩，又颤颤悠悠的走上地面。

一次遇到几个小保安，似乎奉命要清走地铁口的守候者们。小保安说，大妈，你都这把年纪了，回去歇着吧！大妈继续唯唯诺诺地向路人点头，一边冷冷抛了一句，我不累。小保安又说，大妈，何必呢，能挣几个钱呀？大妈还是冷冷的说，我愿意，你管不着。于是小保安悻悻的说，那你叫我怎么办呀？大妈继续冷冷的说：你回去歇着吧。

偷玉枕纱厨窥者

过了高峰期，换十三号线回家。

移动电视没有开声音。车厢安静的相当诡谲。人们无所事事，昏昏欲睡。

然后一个电话凄凄的响了，一个女人接电话，声音在全车厢回荡。

她说：什么？你又不回家？

于是对面一排的眼睛都亮了。

她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都干嘛了！

于是对面又浮现出若干诡异的微笑。

她说：我就在光熙门，我现在就下车，我看你在不在办公室。

于是对面诡异的微笑都若有所悟，僵起了幅度。

她说：我下车了。然后她嗖的起身，钻出了即将闭合的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