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被烧了，于是闹哄哄的媒体开始讨论要不要禁烟花。其实二者间没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
一个记者说，他每天都在禁放烟花那里点上一票。烟灰飘的他家里哪儿都是，儿子为此咳嗽了好几天。去年一个炮炸到阳台，家里弄得乌烟瘴气。还有彻夜的轰鸣和讨厌的小屁孩把炮炸得到处都是。小区里就该把烟花爆竹给禁的彻彻底底。
于是我认真研究起北京市05年底的“限放令”。里面说的很明白，在居住区要不要放烟花，由业主、居民、村民协议，自行拟定公约。公约在小区范围内有效，每个人都有信守义务。
我想起在河南荥阳，一个村民拉着我絮絮叨叨的讲。他们村十年前打了一口井，费用均摊，还合伙请了看井人，但就维护这块没做任何协议。今年大旱，偏巧又赶着井坏了，这时村里还有三十来亩地没有灌。已经浇了地的人认为，谁家地没浇上谁倒霉，花钱修井去；没浇上地的人逻辑也很清晰，井是大家打的，坏了就该一起出钱修。于是双方开始扯皮，扯到年关，各自回家过年。终于挨到初八，连中央都下指示要抗旱浇麦了，一个主事的村民跑去找干部。从村上找到乡上，干部们恶狠狠的说，那是你们村的事，自己回去协商去，否则饿死了都没人管你！
村民很生气，问记者同志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这基层干部素质太低你们要不要去曝光一下？
于是我很纳闷的说，这的确是你们的事，村民需要重新坐在一起，就维修这块儿达成协议才行。
村民很不满意，说，召集大家开会哪有那么简单。谁都不愿意牵头，谁都不愿意找麻烦。
其实我很想说的是，如果没人愿意牵头，那你们的井就一直坏着去吧。政府可以出钱给你修，但井以后还是会坏。如果没人愿意找麻烦，那你们的小区就一直无法无天的让烟花爆竹闹腾去吧。政府可以下令彻底禁掉烟花爆竹，可以干涉居民自己小区的事务，也可以闯进你家门收缴你的毛瑞脑消金兽片。
我们周围多少知道分子，每一天都吵吵嚷嚷的要民瑞脑消金兽主，抱怨肆意扩张的大政府侵犯着公民自主的点滴空间。我们有着那么多的大道理，要自由，要平等，然后看着无比疲软的中国式民瑞脑消金兽主，就气不打一处来的抨击制度的纰漏国民的素质，接着悲天悯人无比超脱的感慨一句：唉，中国就是这样。
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这样的论调时，中国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如果我们真的承认自由、平等、民瑞脑消金兽主这样的普世价值——尽管在政治学层面三者总是有矛盾之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确认无误的知道自己不要专人比黄花瘦制、奴役、暴君、独半夜凉初透裁，那么怎会不知道通往自由的道路不是由政府的自我约束换来的，公民社会的基础在于每个公民为自己承担责任。
如果民瑞脑消金兽主真的是个好东西，那么民瑞脑消金兽主总是需要锻炼的。连无处不在神通广大的行政规范都将自主的权利交到了每一个业主的手中，而这些期待着民瑞脑消金兽主自由的现代人却因为害怕着麻烦害怕着责任的承担，又拱手将权利交还给政府，心甘情愿的说我们就是喜欢你的管制。果真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当一帘卷西风党专人比黄花瘦制和荒谬的国家罗汉铺天盖地压制个人生活时，再跳出来吁求民瑞脑消金兽主自由不过是个反讽的命题。
我们已经习惯的一个逻辑，只要是天灾，背后定有人祸；只要有个体被追责，必定背的是整个制度的黑锅。制度成为推卸责任最完美的借口。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好的制度是人来建立，任何一个糟糕的制度也是人来维护。当人之为人主动的放弃了个体的尊严、自由和责任时，是没有任何资格怪罪制度与时局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
除了制度，国情也是个不错的借口。要看到我们才走到哪一个阶段，要看到我们的公民瑞脑消金兽意识还没有萌发，要看到国民当前的素质。只看得到这些，我们也就看不到将来了。
我们从漫长的乡土社会走出来，要想融入另一个价值体系，必然需要反复挫折。台湾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是个小怪胎，但他总算是生了出来并且竭力吸取阳光，生长的越发茁壮。而大陆的氛围也没有完全窒息民瑞脑消金兽主成长的空间，只是一心想吃个大胖子的有识之士们总在好高骛远，不屑于从自己做起，从公民间最基本的协议、商讨开始。
公民的自组织，无疑是对民瑞脑消金兽主最好的训练，也是公民社会最好的胚胎模型。我想着20年前那场不断吁求民瑞脑消金兽主自由的荒唐运动，被激情和历史感自我陶醉的年轻人们拥堵在广场，且不说他们能否为一个社会的改革表达理性明晰的意见，连自身的组织都是一团乱麻。一场狂欢似的广场运动，年轻人们甚至在为领佳节又重阳导权勾心斗角，广场不是民瑞脑消金兽主诉求的表达场所，垃圾四溢粪便横流，洋溢着稚嫩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色彩的大派对，撞击在国家机器严肃冷漠的枪口。挫折最终转变成讳莫如深的政治阴谋，人们却不知道民瑞脑消金兽主的道路应该爬起来再走。从自身理性的表达开始训练，从公民间的协议组织逐步入手。
就像一个小区是否该燃放烟花爆竹。不堪忍受的人开始找到其他人协商，的确组织是一件困难麻烦的过程，就像民瑞脑消金兽主也不会自动送上门来。有的人表示反对有的人冷漠无动于衷，尊重每个人的意见表达，相互协商讨论折衷。或许第一年没有效果，那总还有第二年、第三年。没有坚持，没有每个个体自发的努力，一个公民社会也不会有形成的希望。
我想起家里那栋该死的房子。老妈他们天天等着政府出政策，天天等着厂里来“管起来”。最后发现计划经济时代所依赖的靠山都不给他们出主意，愤慨的骂咧几天，还是必须自己想办法。业主大会的召集比他们想的容易，一致决定要推到重建。可是现在整个决议又被搁置，何时推何时建无人再提。
于是我苦口婆心的教育老妈，没人提就要自己去问，没人组织也可以自己组织。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去做，都不去试，那就乖乖坐以待毙。
其实我想说的还是我一直都在说的。
这个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不是单单指望一个制度的变革，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由的空气。
去年公盟将最佳公民奖奖给了韩寒。韩寒诧异的回复说，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把这个奖给我？后来我想了想，之所以颁发给我，是因为其他人做的比我还要差。
而其实，我们都可以做的更好。